今天中国高层论坛闭幕。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主办,每年两会后一周内举办。它历来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施政的窗口。该论坛是名副其实的“高层论坛”,很多部长及以上级别的高官在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他们的发言某种程度能反映出高层所关注的重点。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出现在这个高规格经济论坛上,很不寻常。这是自十八大以来,“政商关系与反腐败”的话题第一次出现在该论坛上,而且放在论坛第一天。
“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杨晓渡在演讲中说,“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一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为什么今年的高层论坛,如此高调讨论“政商关系”问题呢?这几年一大批腐败案件暴露,每一个贪腐官员背后都站着一批商人。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腐败被称为“全球性灰色瘟疫”。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经济起飞之后,反腐势在必行。
从杨晓渡的发言可以看出,反腐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政商关系将在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中进入新局面。政商关系面临不可逆转的新局面。
2014年6月,摩斯参与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政商关系研究”课题组,2016年4月研究成果《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7点建议》在北大发布。下文节选自该研究报告的一部分,企业家在新形势下有哪些策略处理好政商关系。正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所言,“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你可以做出选择。”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
我们发现,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例如,企业家在对官员送礼上,就要学会用底线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薄熙来执政大连期间,大连某领域一位知名企业家几乎不给官员送礼,他说他的心里有一条底线,自己“送礼时手紧”,但其他方面怎么“照顾”到官员和政府,他则动了更多脑筋。
这位企业家选择了一条不触碰社会底线,又能“照顾”官员的方式开展政商关系:为大连政府的政绩工程纾解资金。他解释:“将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和我的道德准则不冲突,那么我就认了,也满足了政府面子”。
多年后,薄熙来因贪腐而入狱,众所周知,诸多明星企业受此影响,难免沉浮,有些企业家甚至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上述这位企业家,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顺利地生存、发展,在薄熙来出事后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周其仁评说:底线略有提高不吃亏。越过底线,危险就变大,底线高有高的难受,但也有长远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