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政府看得见的这只手需要弱化 逐渐隐形化

　　这个过程，最要紧的在哪里?最要紧的是在重建过程中出现分歧时，我们要有智慧，因为每个重建都涉及到所谓左中右，都有分歧。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分歧纳入一个和平、理性、法治轨道，这是领导者的智慧。如果能纳入这个轨道，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秩序，用民主和法治把不同意见，通过会场上的操作逐步消化、逐步吸收、逐步改进，逐步完成重建。

　　所以，未来对领导者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循序渐进地在建设过程中同时确立民主与法治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仅在党内也要在党外确立，所有的公民都相信民主与法制是未来50年我们解决所有冲突和分歧的唯一双赢的方法，唯一多赢的选择，唯一能引导我们复兴的正途。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我们也会配合整个改革的过程，来积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个改革能够平稳、持续和理性、健康发展，我觉得这是民营企业家比较正确的姿态。

　　民营企业家既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完全靠批判、靠批评、靠讲未来的理想去扮演一个社会的角色，也不是什么话都不讲，只扮演一个去挣钱的角色，我们得有明朗、健康、积极的心态，来参与整个中国梦的实现过程。

　　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不断往后退，让企业承担更多责任。比如修建高速公路，确实需要政府来做，但路修好后，路边需要卖水的、打扫卫生的、卖食品的、开餐馆的、捏脚的……这些服务需要不断填补，否则服务区修得就没有意义，谁会在这儿停车呢?但是这些服务项目就不应该由政府继续做，甚至不适合国企和央企来做，而应该民营来做。今后很多GDP都应该来自像远大张跃、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些人。

　　政府向后退的同时，社会也要改变。社会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工作会慢慢转移到社会组织。举个例子，美国有60多亿民间资金在管环境，而中国这方面资金仅有不到一个亿，美国民间的环保人士有将近20万人，中国现在有五六千人。中国这么大，环保问题这么多，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后，中国的环保组织能养活一两百万人，也有几百亿的资金，政府环保部门就可以缩小很多。因此在政府改革的同时，社会要成长，政府要释放权力给社会。

　　未来,大企业将成为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竞争规则的制定者，成为经济变革的火车头与经济创新的试验者。它们通过竞争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竞争出现新的更伟大的企业家，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其实，这部分是不需要政府管太多的，比如说淘宝的出现，不是政府能规划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公平竞争法》，去保护和鼓励更多的“淘宝”诞生。

　　回想过去的30年，企业在成长中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东西?小到吃饭、穿衣、偷菜、微信，再到支付宝、淘宝，这都是企业家做的事儿。

　　如果政府再往后退一点，社会经济生活会更丰富。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已有的存量资源，靠体制松绑和体制改革、制度变革，激发经济活力。比如政府有很多房子，我们叫公共物业，你把它丢到市场上，卖给社保基金，或者其它投资基金，再租回给你，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它就进了市场，进了市场以后可以发基金，可以有几十亿的人民币基金来买这些资产，而这些基金产品又可以交易，是不是GDP越来越多?但是一直放在政府手里，GDP链条就断了，所以只要改革一下，允许政府的公共物业进入市场，GDP就出来了。

　　今后，企业家的工作就是要呼吁政府不断把低效的、沉淀的和被制度束缚住的一些资源放到市场中去。

　　企业家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三性”：第一叫批评性，作为一个企业家，总是要发展，对一些事情要发表意见，批评是负责任的，我不讲叫批判，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批评的目的还是要建设，不是要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因为每个企业家都有一些专业能力，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么样更有效率，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企业家必须要坚守这三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建设、去批评，而不应该离开专业领域什么都批评。那样就有点儿宽，过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