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助推城镇化
最近,无论是“十八大”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预示城镇化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尤其是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城镇化单列为六大任务之一,对城镇化定调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并明确“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主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政策落实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破冰已是大势所趋。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表示,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期发布的城镇化专题调研报告指出,重物轻人、高代价、粗放式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战略。我国城镇化将从以前过度追求“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更加注重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尚需中央财政支持
李克强在会上指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的态势,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推动城镇化,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在经济低迷、人口红利减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户籍开放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的新问题,原有经济发展优势消失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在他看来,劳动力的流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户籍制度改革让政府在制度上激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人口转移的力度。而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像市民一样消费、生活,这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可持续。”蔡昉认为,户籍制度保证稳定的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效果,一石三鸟,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户籍制度背后还面临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问题。近期,在京沪等大城市,出现了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之间为中考、高考资源激烈争斗的局面,这种争端的背后说明目前中国人口为争夺稀缺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矛盾已经到了比较激烈的地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表示,“北京市有2000万人口,大概有700万~800万是外来人口,占40%;如果把北京的公共服务匀出来给这些人口,将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公共支出大幅度转向新增人口的时候,城市财政能力承受不住;第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幅下降。这会引发新的矛盾。”
胡星斗说,像北京上海这些外来人口多的城市,二元户籍制可以早点取消,但是市民待遇可分年限获得,比如在这个城市工作一年,享有什么待遇;工作三年,享有哪些待遇,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等,这个过程会相对缓慢。“当然光取消户籍不行,中央政府要进行财政补偿,否则放开户籍制度后政府将面临巨大的低保、医保压力,中央政府需要统筹规划,转移支付,而且中央财政有这个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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