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城王晓雯:“文化+旅游+城镇化”模式思考和实践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以“文化与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安仁论坛”在安仁小镇举办，其意义深远，尤其是对正在推进和实施“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的华侨城来说，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受华侨城集团总经理段先念委托，我就华侨城集团作为一个企业在文化与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作简要交流。

　　城镇化的三个问题

　　城镇化在中国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命题。因为，中国仍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生态、文化、居民、产业、交通等等要素，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今年2月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介绍颁布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情况时表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城镇化质量还不够高，城市数量也不足、功能还不够完善。我国城镇人口有7.7亿，但城市只有653个，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数量并不够。

　　我们从胡祖才副主任的讲话中注意到三个问题：

　　第一，农业人口在完成向市民化转移的变迁之后，原来根植于农耕模式的非物质文化如何保留和传承?

　　第二，农民在市民化之后，就业如何解决?新的产业如何导入?土地经济效益如何发挥?是城市产业的延伸?还是乡土经济的再造?

　　第三，在56.1%城镇化率背后的现实是质量不高的城镇，那么如何发展质量更高的城镇?

　　这三个问题，引发了华侨城对“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厘清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二个是基于土地伦理的产业导入;第三个问题是城镇综合治理的质量提升。针对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不同方式的城镇化实践，成功的模式包括上海郊区经过了十余年实践的“三个集中”，也就是2004年提出的“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总战略，迄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上海模式类似，各地都加快实施了产业向园区集中。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有各类工业园区约22000多个。2013年，国家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两大类园区的GDP合计占全国GDP的近四分之一，工业园区成为我国经济的龙头。但是，近年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饱和，近郊城镇建立的产业园区集聚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空间有限。另外，工业园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工业化的城镇化，必须要导入强调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内容，同时，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实际上，中国的路径与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美国在战后50年代的“郊区—工业综合体”，也是传统农业城镇向工业化和大型居住社区转型。1945年之后，这个模式创造了美国奇迹，但是繁荣的后果是对郊区环境的极大破坏。到1960年代末，建筑商已经破坏了美国60%的溪流。不透水表面积从1945年的4%跃升至1958年的19%。水资源、土壤环境、能源消耗等土地伦理的讨论成为美国在战后经济高速繁荣的重要话题。

　　发展中的“土地伦理观”

　　工业化和大型住宅区开发，切断了原有的动植物生存环境和空间，尤其是现代的建筑方式，使得不透水表面积大幅上升，这种暴力式的开发，只考虑了人类工业活动的利益。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来看，人类的这种土地开发方式是极不道德的，于是，有关土地伦理的观念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土地伦理”观念，于1948年由美国自然主义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提出。她认为“土地伦理”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土地伦理成为生态学的新内容，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道德形成共同体来思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式“郊县—工业综合体”成为新的经济主体之一，但造成的环境危机更为严重和紧迫。“土地伦理”与经济增长同时摆在了城镇化的面前。

　　文化、旅游和城镇化

　　从土地伦理观出发，城镇化在工业化和大型住宅社区化之外，我们期望找到另外一种非农业的路径。华侨城在深圳、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地以“旅游+地产”模式拓展的过程中，发现文化旅游对郊区城镇公共服务提升、人口导入、产业聚集和土地价值提升等方面有巨大的作用。将这一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打开，就自然形成了“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模式。

　　传统城镇以农牧业为主，是散落的，如何将这些散落的农牧业以非农业的产业形态呈现?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典型的例子。

　　日本三重县的MokuMoku农场由农户养猪的经营联合体发展而成，以“食物教育”为主要线索，强调亲近自然及家庭温馨，现已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休闲观光农业、网络购物于一体的主题农场。2015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销售收入53亿日元，是日本传统村镇转型为现代城镇成功的代表。

　　还有台湾桃米生态村的案例，它以“青蛙”为主题，通过梳理当地的农业物种，培训农民观光讲解员，开发“陪同农业旅游”，发展了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和手工产品销售的成功模式。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非农业的另外一条路径，是通过农业“食物教育”文化包装农业过程，构建本土化特色的城镇消费服务业。既保护了生态，传承了文脉，又提高了土地经济产出价值。

　　简单可以认为，种麦子是农业，出售种麦子的过程是文化旅游。在不改变农田属性和土地伦理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农业文化和旅游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这就是华侨城在农业生态土地伦理基础上，以文化和旅游来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思考和探索方向。

　　华侨城新型城镇化的实践

　　近期，华侨城在“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下，陆续在深圳、成都、北京、南京、南昌落地一批新型城镇化项目。

　　深圳甘坑新镇是华侨城和深圳龙岗区政府、当地村镇股份公司，以PPP模式合作开发，总投资300亿元人民币。占地约6~7平方公里的项目内有农耕保留用地，山地、湿地等生态保护用地，同时还有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工业区厂房和旧村落，以及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客家旅游小镇。项目由于历史原因，在基础建设、产业规划和培育上滞后于特区。

　　华侨城通过导入整体策划、管理和资本能力，着力导入和培育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艺术水准的原创文化内容产业，实现旧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形成文化内容创意产业园区、亲子观光农场、特色旅游小镇、山水剧场公园和艺术居住社区等五大板块，带动“文化+”相关的科技、旅游、商业、生态等现代新型城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我们将在这里通过农业、山地和古镇呈现深圳当代文化，也会通过旅游观光方式，传承传统的非物质文化，例如，对甘坑凉帽等行将消失的本地手工业文化，转化为游客观光项目。再例如酿豆腐、酿米酒这些已经工业化生产的产品，在甘坑，将用古老的手工业作坊呈现出来，人们可以在农场种豆子，在作坊磨豆腐，在餐厅做豆腐，在鱼塘捞鱼。同时，通过创建“中国文学部落”和VR虚拟现实技术导入原创影视产业，培育和发展现代文创产业集群。甘坑新镇的目标是通过三至五年初步建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示范项目。

　　通过深圳甘坑新镇、成都天回镇、安仁古镇、黄龙溪，甘孜州海螺沟等城镇化项目的策划、运营，我们逐步形成了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其核心是发挥华侨城以文化和旅游“造城”的优势，采取政府、村镇、企业、民间社会资本等多方合作共享的PPP模式，搭建新型开放的城镇化综合开发平台。通过华侨城科学的策划、管理和资本手段，以开放合作，利益共享的众筹方式，引入专业团队，塑造智力支持能力，推进生态环境、现代农业、文化和旅游观光、现代产业培育、城镇综合治理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素聚集、整合和完善，构建文化+、旅游+、互联网+等新型产业生态集群。同时，通过“旅游+互联网+金融”补偿模式，广泛连接市场要素和资本要素。以互联网手段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效率，扩大市场半径;以资本杠杆，引入民间资本，放大华侨城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功能，以“平台搭建、联合建设和智力支持”为手段，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使得国有资本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百座美丽乡村计划

　　未来，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将通过PPP模式，与政府、城镇和社会资本广泛合作，建成若干个大型新型城镇化示范项目，并以“100个美丽乡村”计划，结合当地农业观光产业，导入文化旅游和公共事业、优化产业结构和形态，构建一百座具有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创造20万个创业和就业岗位，与城镇居民同创业同富裕。

　　2015年，华侨城文化旅游产业规模已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作为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倡导可持续的土地伦理观，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以开放合作、利益共享的态度和方式，与社会各界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促进华侨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