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拆迁补偿标准已经相当高了,一般的拆赔比为1∶0.8左右。”岗厦河园片区项目负责人金地集团胡卫明向记者介绍。
即便如此,仍有部分原住民仍不满意,甘当“钉子户”,反而低价出租给少数租客,以致拆迁停滞数月。
在现场,一位拆迁工人愤愤不平地告诉记者,“尽管有的楼房已经开始拆卸,但由于有人居住,无法动工,还牵连到其他相邻楼房的拆迁也无法进行,虽然已经停工几个月了,原住民们根本不急。”
一位开发商表示,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商都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高额拆迁和过渡补偿费已使企业负担较重,过高的补偿期望值让开发商感到有心无力。
碰撞
拆迁致富纵容了违建?
对于深圳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岗厦河园片区拆迁只是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缩影,但是其高额补偿标准的“造富”效应却引来了一片唏嘘。有专家担心,拆迁获补成致富捷径,容易引人效仿和投机,助长违建之风。
深圳规划设计中心向文阔工程师向记者介绍,出于对高额补偿的追逐,违建往往与拆迁赛跑,仅1999年深圳全市新建超过10万栋违法私房和厂房。
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金焰律师也向记者表示,岗厦存在大量违建建筑,但如果同样获得了赔偿,而且补偿标准较高,这也无形中纵容了违建。
“这是对其他遵纪守法市民的不负责任。”金焰说,“政府以低价将这块地转让给了开发商,而开发商必然会把补偿的成本转嫁给购房的市民,最终为这次改造埋单的还是老百姓。”
滋生了新的不公平?
那么,千万元甚至过亿元拆迁补偿是否合理?对于这个问题,深圳社会各界观点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村民们享受祖辈留下来的基业,再正常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块土地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来深建设者确立了整座城市的价值,应该让所有深圳人共享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
“有漏洞的地方,总会有硕鼠。”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说,在1999年至2002年那一轮动迁热潮中,不少投机者正是通过同样的方式来骗取补偿。“许多深圳原住民听说要修路修房,就马上种树、修房,甚至一夜间可以架起几层的楼房。”刘军认为,当前城中村改造夹杂着众多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了土地,也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本。“政府如今承担高昂补偿费实际上是为此前的放任埋单。”
刘军向记者表示,岗厦拆迁造就亿万富翁,应该从更积极层面予以解读。在他看来,政府和原住民在拆迁问题上利益交锋,关键是找到合理边界。“政府确要提升城市品质,而原住民的私权也受保护,归根到底,缺乏一部法律规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则表示,眼下拆迁补偿日益高涨,必须警惕出现新的不公平。“我国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拆迁暴富则显得有失公平。”
别了,岗厦旧村
岗厦河园片区由金田路、深南大道、彩田路和福华三路合围而成,周围高档写字楼林立,其占地面积占到整个中心区面积的9%左右,是深圳CBD内唯一的城中村。2008年由政府主导,总投资近90亿元,对这里的再造正式开始,预计用四五年时间打造一个新岗厦。岗厦旧村正在一步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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