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消费券刺激下，三季度消费或现报复性反弹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行业发展压力，引导和扩大居民消费，刺激经济复苏，自3月份以来，全国共有30多个城市宣布发放消费券。其中，广东省已经有深圳、佛山、珠海、江门相继跟进发券。沈建光博士近期接受了《南方日报》采访，就疫情冲击下如何用好“消费券”表达观点。

　　沈建光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费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备一定恢复条件，而三季度开始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建议将“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倾斜。

　　4月7日，南方日报发布《沈建光：二季度是投放“消费券”的最好时间窗口》一文，详解“消费券”的使用问题。

　　以下为全文：

　　中国财政逆周期调节空间更大

　　南方日报：目前疫情防控趋势日渐向好，企业正在争分夺秒抢复工复产。您如何看疫情对于经济带来的影响?应对疫情冲击，政策如何发挥逆周期的效果?

　　沈建光：3月伴随着疫情有所控制，复工复产活动加快，但整体来看，预计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展望全年，虽然国内经济会有所恢复，但考虑到海外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贸易、旅游、商务交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也会让全年经济增长承压。

　　面对这种情势，宏观政策多重发力。我认为，应对短期疫情冲击，重要的是采取必要配套社会公共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时纾困，防范因金融资产恐慌性抛售造成流动性危机，防范企业停工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居民收入下滑，进而拖累消费和投资。具体来看：

　　第一，发挥积极财政作用，提高赤字率。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的财政空间更大，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同时，当前全球避险情绪高涨、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较强，可考虑发行一定量的特别国债。另外，考量央地分担机制，亦可考虑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援地方重点支出。

　　第二，货币方面，大幅降准降息的空间仍在。目前中国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仍属较高水平，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考虑到银行负债端压力不断积累，存款基准利率下调也是可能的政策选择。

　　第三，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从传导机制的特点来看，相对于传统需求管理政策，“消费券”目的更明确、作用更直接，同时乘数效应也更大，往往能取到不错的效果。当然，如果考虑到失业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有针对性地发放“现金券”也可以作为政策选项。

　　第四，积极发挥基建投资的托底作用，新老基建并举。基建对于托底当下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一是推动因疫情耽误的存量项目尽快复工复产、补齐进度;二是加快推动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三是重点加快投资回报率较高、可为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的“新基建”领域投资;四是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

　　第五，继续降低社保费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疫情期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政策为企业减轻负担。我建议，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第六，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可优先考虑解决首套刚需购房需求，以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释放部分消费潜力，稳定投资。同时，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特别是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大供给，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应针对性用好“消费券”

　　南方日报：从近期以来，国家各部委接连出台政策、释放信号，将扩大消费作为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在消费复苏方面，我们有哪些可行办法?

　　沈建光：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所以，稳经济就要稳消费。此次疫情对消费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1-2月名义社零同比下滑20.5%。因此，我建议，为提振消费，可以考虑将“消费券”作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选项之一。当然，也要对政策的实施方向、范围与细节进行合理设计，对其实际效果、可能造成的财政压力等副作用进行谨慎评估。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消费券”政策应配合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否则实际效果必然受限。当前供给侧的冲击恐怕更大，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消费券”政策是不够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给侧也应当跟上。如不顾供给侧的情况而发放“消费券”，理论上存在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风险。

　　二是“消费券”政策的设计不应忽视对实施细节的考量。需要指出，“消费券”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能够真正被用于消费，而非其他用途。如1999年日本的“地域振兴券”因有些地方印制得过于精美，造成民众争相收集而不拿去消费，反而变相增加了居民储蓄。

　　三是全面派发“消费券”不现实，应关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人群。“消费券”的发放规模应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避免过度透支。例如，应考虑向重点地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特定人群(如中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人群)倾斜;应分情况、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鼓励重点产品消费，例如，疫情有效控制之前，防控措施使餐饮、旅游等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消费条件，而生活必需品、家电、汽车和线上零售相关品类可能是较好的刺激点。

　　四是财政分担机制也有待明确。发放“消费券”将不得不靠财政承担，财政出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配值得探讨。当前减税、基建、债务等问题已经对地方政府财政带来较大约束。在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最终可能不得不由中央财政承担部分“消费券”的补贴。压力之下，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困难要有准备和安排。

　　消费券的使用要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

　　南方日报：短短一个多月，全国17个省份30多个城市公布将向市民发放“消费券”。应该如何用好“消费券”刺激消费?

　　沈建光：从传导机制的特点来看，“消费券”相对于传统需求管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确、作用更直接，这一点满足当前中国的实际需求。当然，“消费券”政策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市场往往担心透支未来消费;但就中国内地而言，对这一点尚不必过于担心。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当前消费需求的下降并非居民的主动选择，而是防控要求之下的无奈之举，疫情期间的大量消费需求实际上是被隐藏或压缩的;尽管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如餐饮、旅游、文娱等)可能就此沉没，但隐藏的部分实物消费需求却可以被重新激发和挖掘，如家电、汽车、服装等品类，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居民未来消费的透支。具体而言，建议：

　　一是合理设定“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和发放时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费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备一定恢复条件，而三季度开始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原则上我们建议将“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倾斜。

　　二是“消费券”的种类设计和发放范围应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两个方面，既要考虑照顾餐饮、文娱、旅游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以稳定服务业增长;也要使“消费券”政策能够发挥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点向困难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活保障需求倾斜。

　　三是科学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和资金来源。实施“消费券”政策，必然需要地方财政付出“真金白银”，财政收支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实施能力。这要求地方政府谨慎评估其财政承受能力，根据当地经济恢复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

　　四是中央应协调好财政分担机制，对重点地区给予支持。需要中央层面进一步协调好央地财政的分担机制，对重点省份和地区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突破地方财政的限制。

　　除建议地方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消费券”政策之外，当期也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再次针对家电、汽车等大件耐用品制定专门的消费提振政策。

　　广东可在5、6月份加大“消费券”投放

　　南方日报：对于广东来说，在消费复苏方面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沈建光：应对疫情冲击，未来首要任务仍然是做好疫情的防范与控制，尽量缩短疫情冲击的时间。另外，采取必要配套社会公共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时纾困，防范因金融资产的恐慌性抛售造成的流动性危机、防范企业生产停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攀升、收入下滑进而拖累消费、投资等连锁反应。

　　针对消费复苏方面，仍建议可以针对大量消费者发消费券，尤其5、6月份如果疫情进一步受控且没有反弹，市场消费行为进一步恢复的情况下，可以发消费券。

　　同时，广东应该加大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数字经济，引领消费升级，比如发力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线上看房、在线娱乐等，激发了新一波消费需求。

　　南方日报：如何发挥消费信贷支持新型消费和消费复苏?

　　沈建光：本轮疫情冲击下，国内消费业态呈现更多新的变化趋势，其中一大亮点是线上线下密切融合的新消费模式蓬勃发展，线上零售、医疗和教育等场景异常火爆，为消费信贷提供更多场景化的服务机会;与此同时，消费金融行业加速业绩分化，过度依赖线下场景和缺乏核心风控能力的部分机构经营压力加大，市场面临新一轮整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发挥好数字科技企业消费金融支持的作用，利用技术优势，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做好风险定价、实时风控等，发挥消费信贷支持新型消费和消费复苏。

　　来源：观点地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