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最重要原因

　　周天勇：

　　用“积极的公平”改善收入分配

　　想缩小收入差距，只解决垄断行业高工资等表层问题，是不行的，必须解决土地征用、土地出让金，以及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等深层次的问题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在时隔12年后发布了基尼系数，引起舆论热议。2013年2月5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发布。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一度传闻在年底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次与人们失约。至此，始于2004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

　　同往年一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过去一年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舆论对此亦是不厌其烦。从规范公务员津贴和工作收入，到整治垄断企业，再到减税方案，各路人士各抒己见。多位专家曾在谈及这一改革时不禁感叹：“难”。这也成为各方人士少有的共识。

　　收入分配改革为何如此之难，其成因何在，出路何在?就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接受了《瞭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复杂，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太多，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

　　在农村，全国大约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天然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城市化滞后造成的。

　　城乡结构导致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不同。创造财富就是分配财富。在农业生产中，种粮食、分配粮食就是一种收入分配，你创造了10%的GDP，想分配20%、30%，肯定行不通。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在40岁以下，40岁以上的进入城市的不多。而留在农村的妇女、留守儿童、老人，天然是低收入人口。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解放以后，控制农村人口转移，导致农村人口过多，这是解放后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像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等，战后就让人口自由流动，台湾地区现在农村人口下降到5%了，韩国也只剩5%了，中国大陆还有将近一半。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周天勇：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城乡结构失衡，还存在企业结构失衡。越大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同样资本所容纳的就业人数就越少;而企业越小，资本有机构成越低，相对的就业比例就越高。小私企越多，劳动力需求就越大，失业率就越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越少。

　　台湾、韩国基尼系数之所以比较低，就是因为他们中小企业多，创业的人多，这样中等收入的人就多。日本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失业率才4%多一点。台湾地区、韩国的失业率更低，再加上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95%，即便5%的农村人口只创造1%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是少数人。

　　现在，我们的中小企业还太少。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小微企业，收入分配才能公平。看收入分配一定要看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看表层的东西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