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开端，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布并实施，这部终结住房实物分配、开创住房分配货币化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通知中，将未来中国城镇住房体系描述为“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进入21世纪后，“市场价商品住房”成为主体，比市场价低很多的经济适用房，反而成为住房供应体系中矛盾的一环，在经济适用房内，人们既能看到低收入人群，也能看见开奔驰宝马的“有钱人”。
2005年6月，新华社记者对著名经适房社区回龙观进行探访。报道披露，200平方米的“经适房”，房主非毛坯便花费30万元，更有一套二手经适房出售资料中注明“230平方米、6台电视、7个空调”……
此后几年，经适房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申请门槛更高、户型面积限制更为严格的“限价房”成为保障房主流。
“在我的理解里，经适房和两限房没有本质不同，只是操作手法有差异，实质就是给符合标准的人便宜买房子的权利，至于谁符合标准，就得各显神通了。”张帆曾询问自己小区的住户，发现住户有几种构成——符合申请条件的京城老人或其子女，有北京户口的年轻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因拆迁获得安置资格的拆迁户。“真困难的很少，何况收入很低的家庭，也拿不出几十万买房。我邻居里就有博士生，人家上学没收入时候申请的，房子一天没住过，直接租出去了，一个月能租4000元。”
“设立保障房制度是对最困难社会成员进行救助”
2009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剑指经适房，表示“它既不讲效率，更不讲公平，比赌博还要坏……”激烈的言论旋即引发舆论热议，茅于轼对于廉租房不应配卫生间的言论，更使得许多网友攻击茅于轼“为富人说话”。
“直到这两年，许多人才深刻理解到廉租房不配卫生间这话的道理。”2012年初，孙宇提交两限房申请材料，身为老北京人，孙宇并不缺少房子，只不过在父母名下的房子，并不妨碍他“申请个试试，碰上了就捡个便宜”。
“我们并不是骗购，我们只是在利用游戏规则。你可以查查，申请经适房、限价房的，远比申请廉租房的人多，这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人的心态不是着急找房住，而是等着抽大奖。”北京市住保办网站的官方数据，印证了孙宇的感受，截至2013年2月25日，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备案通过94325户、限价商品住房备案通过180467户、廉租住房备案通过28331户，等产权房的，比等房住的多出10倍。
“从逻辑上讲，设立住房保障制度的目的，是对最困难的、自身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解决基本住房需求的社会成员进行救助。居民一旦能够按照市场价格解决自己的基本住房需要，就不应再成为保障对象。”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董纪昌教授指出，如果将衣食住行均无忧的社会成员也纳入保障范围，则是将保障泛化为普遍的社会福利：“帮助社会成员拥有资产，不是国家保障制度的内容。”
有产权保障房的问题还在于，因为经适房、两限房产权已归于业主本人，并无实际“退出机制”存在，政府顶多在二次流通过程中收取一定费用，在此之后，原本就稀缺的保障房资源，将直接通过“经转商”，流入商品房市场。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对媒体表示，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市场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并没有必要“存在一个未来将流向商品市场的半保障性质产品”。
(应采访者要求，张帆、孙宇为化名)
粤公网安备 440106020054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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