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深圳薯田埔老村：被定格的旧受捧 曾经逃港成风

　　四百多年前的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这天，有位名叫麦甘泉的人，携妻带子，离开合水口村的父母和祖屋，肩挑手扛着一件件行李器物，住进了自己在附近刚起的新房子，那是一座属于他自己的房子。那时候的他，或许不会想到，他这一举动，竟然开创了一个村落，由此繁衍了一千多名后裔，而他也成为该村的开基始祖，被在村中建祠祭祀。这个村子，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那时候叫新围，以与合水口的祖居相区别，现在则叫薯田埔社区。

　　老村：原汁原味的老建筑

　　倘徉在薯田埔的老村，时间仿佛从未流逝，被定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狭小的巷道，不时露出的青石板凳，以及丢弃在地上舂米用的碓臼……那时的建筑、格局、器具，基本上都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村民们都住在老村，大家的房子都差不多大小，每家都不到三十平方米，像垒积木似的，一间接着一间。一家做饭，香飘巷头巷尾。哪家有好吃的，都会与左邻右舍分享。

　　走在小巷子里，耳畔仿佛传来，隔壁大嫂叫唤儿子洗澡，和前边大叔教育孩子读书的声音，隐隐的，似乎还有婴儿的啼哭声，以及，她妈妈正在低声吭唱的童谣。曾经有多少故事，在这房前屋后上演。

　　“那时，村前是村民们集体的晒谷场和渔塘，村子里还有水井，供村里人饮用。”一位自小生活在老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说。现在，他在老村前面不远处，盖起了一座12层的楼房，顶楼由自家居住，其余的出租。他说，小时候经常在老村的巷道中，和小伙伴们玩游戏，每天都很开心，那时候人们的压力也没现在这么大。

　　他说：“那时候，家里有香港亲戚回来，周边的隔壁邻居都会过来围观，询长问短，而主家则会大方地给每人塞一些港客带回来的糖果饼干。”哪家来亲戚了，邻居们也会过来帮忙照看。邻里关系很和谐，家家平时白天都不关门，可以随便串门。

　　破旧的窗栓，斑驳的墙壁，荒芜的家园……一条条杂草丛生的小巷，映照着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高与矮，远与近，新与旧，在一座现代社区崛起的同时，倒下的却是一座正渐行渐远的传统村落。

　　现在：正在逐渐消逝

　　考证薯田埔村的得名，居委书记麦启洪说，以前村子里主要靠种番薯过日子，种得又多又好，远近都比较出名，所以被叫做薯田埔。

　　该村绝大多数村民都姓麦，为同一祖先繁衍而来。据介绍，公明街道的麦氏有两支，薯田埔与其附近的合水口、根竹园、马山头、碧眼、白芋沥等5个社区的麦氏，是同一支系。其中薯田埔的开基始祖麦甘泉(生于明朝成化十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481年-1560年)，是合水口开基始祖麦南溪的孙子。薯田埔麦氏族谱这样记述(大意)：“十一世祖甘泉公，是合水口村始祖南溪公次子松涧公的第六子，分枝迁居到薯田埔村，诞下七子十八孙。”

　　现在，老村里面，空荡荡的，社区居民早已搬出老村在自己的新居居住。因此，除了极少数有租客居住外，绝大部分房子都大门紧闭，有些甚至已倒塌。在老村一间房屋的遗址上，可以看到不知是谁家种下的一小片番薯，薯苗长得郁郁葱葱。

　　站在老村前面十几层高的楼顶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小的老村，已被周边的水泥森林吞食了。这些高楼紧紧地挨挤着，仿佛随时要合上血盆大口，把这片老村彻底吞进嘴里。

　　薯田埔的居民早就不种番薯了，跟深圳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原居民一样，改革开放后，收入主要靠收房租。麦启洪介绍说，基本上每家都有房子出租。另外，村集体也有一些分红。

　　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当附近的茅洲河涨水时，这里就会被水淹。几十年来，村里经常遭水淹，村民为此叫苦不迭。社区治保主任麦永存说，最夸张的时候，曾十五天内被淹过两次，水都到了一楼房顶。“以前小时候水浸，退水后有许多鱼捡，连房子里面都有，我们就身背一个竹做的鱼篓，边走边捡。”麦永存回忆说。

　　当记者问起村内一些老地名时，年轻的居民都直摇头，就是上了年纪的居民，也是要挠首多时，才能逐渐忆起这些早已多时不用的老地名。三百多年的建村史，却敌不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现在，这些小的老地名，

　　都已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了。

　　祠堂：凝聚血脉乡情

　　看守祠堂的麦就兴老人，今年75岁，他说他已守了十几年，每天早上8点多把祠堂大门打开，晚上6点多把大门锁上。麦就兴说，现在，祠堂平时很少有居民光顾，只有哪家娶媳妇或生孩子了，才会来祠堂祭拜，给寂静的祠堂增添点人气。

　　祠堂旁边，就是社区的办公楼。这座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带有鲜明的岭南骑楼风格，与一般的社区办公楼相比，倒是颇具特色。过去，祠堂是一座村庄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中心。现在，其大部分功能已被社区大楼替代了。祠堂，除了逢年过节的祭祀仪式仍在继续之外，平时已渐渐地与村民们的生活不太搭界了。

　　“现在，经济好了，但是村民们却住得分散了，各有各的事要忙，平时很难见到。”那位上了年纪的村民不胜唏嘘地说。好在，近年来，社区开始在每年春节前，组织本村居民到祠堂吃大盆菜，这成了许多本村居民见面交流的平台。同一血脉，亲情、乡情及友情，都在这时得到了确认和维系。“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友都带来，每年都到得非常齐，大家并不是为了图吃，主要是为了好好聚一聚。”

　　除了逢年过节在祠堂祭拜之外，每年重阳节前后，薯田埔的麦氏子孙们，会在族长的带领下，与附近同宗的麦氏一起，集体到光明碧眼的祖坟去扫墓。每家有空闲的人，一般会跟着一起去。传统的乡情，现在主要就是依靠祠堂与祭祀来维系和凝聚。

　　村中故事

　　曾经逃港成风

　　简介

　　薯田埔社区居委会，位于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中心区西部，总面积约为4.8平方公里，下辖居民小组9个，超过四百五十年的历史。村民绝大多数姓麦，也有极少数姓陈。现社区总人口36269人，其中户籍人口1189人(514户)，外来人口35080人。社区内有工业区9个，工厂企业95家，其中规模以上工厂企业10家。改革开放以前，村民以种地为生。现在，社区主要收入来源是厂房租金、地皮租金、管理费、外汇分成等。整个社区现有企业72家，其中新兴集团是社区居委会主要的经济来源。2012年，社区经济总收入为人民币3937万元，纯利润为人民币2312万元。社区有小学一所，学生1200人;幼儿园一所，学生700人。

　　麦荣基老人，今年83岁。1931年出生的他，8岁父亲过世，开始沦落街头乞讨。到11岁时，开始在沙井万丰、合水口及本村给人打长工，直到1951年。1952年开始分田地，麦荣基说那时农民都很开心，他还分到一间地主的房屋。1954年开始“公社化”，纷纷并社，土地收归国有。他1955年当合作社的社主任，后又当过民兵连长、公明公社砖瓦厂厂长。1962年由公社调回村里当村支书。

　　据说，与深圳其他地方一样，薯田埔在改革开放前，逃港的人比较多，而且走掉的都是青壮劳力，于是导致本村8个生产队，全部都缺人。麦荣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本来有20多人，结果走后仅剩14人，却要耕200多亩地，人手不够。于是，他们这些干部也要下田帮忙。

　　1964年开始，陆续有广州知青到村里落户，每个生产队有四五个知青，村里总共有三十多个。麦荣基则于1975年被抽调到公明公社知青农场任场长。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儿子在1976年也逃港了，当时年仅17岁。“是他自己偷偷过去的，我当时在知青农场，事先并不知情。”

　　而麦启洪也表示，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60%以上的家庭，家中至少有一人在香港。麦荣基说：“那时候这边实行计划经济，村民经常挨饿，没饭吃，所以有些人选择逃港，到香港去找工作，那边有发展前景。”

　　旧的地名

　　学埔、龙岗圩、和凤岗、上田螺吓、下田螺吓、杨树岗、龟山、坪岗、大岭、风和圩、薯地、水露、正龙、大瓦窑、井尾、红草蓢、白菱岗、水塘龙、白沙镇、横片、牛露口、交寮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