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帆飞委员认为未成年人保护要体现深圳力度 儿童安全警报系统亟待建立

　　近期，深圳市政协会议正在紧张召开，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东方银座集团总裁钟帆飞提交的《关于建立儿童安全警报系统》的提案反响强烈。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拯救失踪儿童就有希望了！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感谢媒体的传播！感谢《女报.故事》杂志社与东方银座寻人组全体成员！

　　【提议】

　　深圳市公安局成立救助失踪儿童的专门机构。并成立类似美国安博警报的儿童安全救助警报中心。

　　【案由】

　　2015年1月，东方银座集团与深圳女报杂志社合作，在《女报•故事》杂志上开辟公益栏目“寻人启事”，东方银座出资，为失踪家庭免费刊登失踪儿童信息。至今，已出版“寻人启事”7期，发布寻人信息82条，寻回2人（其中1人已遇害）。

　　为搜集寻人信息，我们与深圳市公安机关联系过，从市局到分局到派出所，没有人能为我们提供具体信息，因为我们的公安机关没有专门负责寻人的部门。无可质疑深圳市公安局在全国失踪人口处理方面已经是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近期也通过“失踪人口信息登记库”中DNA比对帮几个失散了几十年的家庭找回了亲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失踪人口家庭主动到公安局备案、提供数据的前提下。防微杜渐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深圳每年的失踪人口，特别是失踪儿童远大于寻回的人数。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一个失踪24小时的孩子，有可能出现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寻回的机率相对更低。只有建立失踪及时应变系统才能更加确保儿童的安全，也才能给予犯罪份子更多的警示。

　　据《人民日报》子报《生命时报》报道，中国每年失踪儿童20万左右，寻回率为0﹒1%；美国每年未成年人失踪80万左右，寻回率为98%。美国为什么特别会寻人，我认真研究，发现他们有绝招。

　　其一、政府重视。1979年5月25日，一个叫艾坦的6岁学童在上学路上失踪，震惊全美。为此，里根总统把5月25日定为“国家儿童失踪日”，同时出台《失踪儿童援助法案》，联邦调查局积极配合，成立了“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

　　其二、紧急反应。1981年7月27日，一个叫亚当的孩子在超市玩耍时失踪，母亲绝望的哭喊，又一次让美国落泪。80年代末，美国开始启用“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儿童在公共场所失踪，即紧急封锁出入口搜寻；10分钟之内找不到，警方即全力介入，甚至不惜出动直升飞机搜救。

　　其三、全民动员。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博•哈格曼被绑架。4天后，警方发现安博已惨遭杀害。全美国的警察都觉得伤心和屈辱。此后不久，美国推出名为“安博警报”的失踪儿童警报系统，该警报系统覆盖全美及全球18个国家。失踪儿童经“紧急反应”搜救未果之后，即启动“安博警报”，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电子邮件、电子路牌、短信等方式，不断发布警报信息。失踪儿童所在区域97%的手机用户都会收到“安博警报”。

　　0.1%和98%，两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让我沮丧；时常接触的凄凉的寻人信息，更让我揪心。因为国情差异，比如美国失踪儿童多为无意走失，中国失踪儿童多为刻意拐卖，两个数字的简单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建立健全有效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不能在儿童失踪24小时内的黄金救助时间内采取有力的救助措施，偶一为之的“打拐运动”远远不能解决儿童安全问题。

　　因为信息保密的原因，我不知道深圳的儿童失踪状况如何，但随着由深圳真实寻人故事改编的电影《亲爱的》热映，深圳的儿童失踪状况受到了普遍关注。而深圳官方似乎并没有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我作为广东省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理应关注妇女儿童事业，我深感焦虑和不安，遂与女报杂志社合作推出了寻人栏目，以尽绵薄之力。“寻人启事”栏目开设半年以来，为寻找失踪儿童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久前以高票入选“百佳市民满意项目”。但一个“寻人启事”栏目的影响力毕竟有限，为此，我呼吁：

　　【建议】

　　1、建立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并实现全国联网，由专人负责，使信息更有效，提高寻人效率。

　　2、修改刑法，将拐卖儿童罪与贩毒制毒罪同等量刑，将买家也入罪，至少争取在现有基础上按照顶格判刑。

　　3、市公安局成立“儿童安全服务中心”，从基层派出所到市局，都应有专人负责儿童安全事宜。

　　4、建立切实有效的“失踪儿童警报系统”，发现儿童失踪后立即启动，像美国“安博警报”系统一样，在全市范围内立体滚动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让犯罪行为处于全民监视之下。

　　5、深圳市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支持“寻人启事”栏目，至少应该利用政府网络资源，传播“寻人启事”信息，努力使其影响最大化，为寻找失踪儿童发挥最大作用。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即“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中国也把“儿童优先”写进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如何真正体现“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深圳应努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