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城王晓雯:“文化+旅游+城镇化”模式思考和实践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以“文化与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安仁论坛”在安仁小镇举办，其意义深远，尤其是对正在推进和实施“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的华侨城来说，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受华侨城集团总经理段先念委托，我就华侨城集团作为一个企业在文化与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作简要交流。

　　城镇化的三个问题

　　城镇化在中国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命题。因为，中国仍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生态、文化、居民、产业、交通等等要素，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今年2月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介绍颁布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情况时表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城镇化质量还不够高，城市数量也不足、功能还不够完善。我国城镇人口有7.7亿，但城市只有653个，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数量并不够。

　　我们从胡祖才副主任的讲话中注意到三个问题：

　　第一，农业人口在完成向市民化转移的变迁之后，原来根植于农耕模式的非物质文化如何保留和传承?

　　第二，农民在市民化之后，就业如何解决?新的产业如何导入?土地经济效益如何发挥?是城市产业的延伸?还是乡土经济的再造?

　　第三，在56.1%城镇化率背后的现实是质量不高的城镇，那么如何发展质量更高的城镇?

　　这三个问题，引发了华侨城对“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我们把这个三个问题厘清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二个是基于土地伦理的产业导入;第三个问题是城镇综合治理的质量提升。针对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不同方式的城镇化实践，成功的模式包括上海郊区经过了十余年实践的“三个集中”，也就是2004年提出的“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总战略，迄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上海模式类似，各地都加快实施了产业向园区集中。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有各类工业园区约22000多个。2013年，国家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两大类园区的GDP合计占全国GDP的近四分之一，工业园区成为我国经济的龙头。但是，近年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传统制造业产能饱和，近郊城镇建立的产业园区集聚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空间有限。另外，工业园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工业化的城镇化，必须要导入强调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内容，同时，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实际上，中国的路径与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美国在战后50年代的“郊区—工业综合体”，也是传统农业城镇向工业化和大型居住社区转型。1945年之后，这个模式创造了美国奇迹，但是繁荣的后果是对郊区环境的极大破坏。到1960年代末，建筑商已经破坏了美国60%的溪流。不透水表面积从1945年的4%跃升至1958年的19%。水资源、土壤环境、能源消耗等土地伦理的讨论成为美国在战后经济高速繁荣的重要话题。

　　发展中的“土地伦理观”

　　工业化和大型住宅区开发，切断了原有的动植物生存环境和空间，尤其是现代的建筑方式，使得不透水表面积大幅上升，这种暴力式的开发，只考虑了人类工业活动的利益。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来看，人类的这种土地开发方式是极不道德的，于是，有关土地伦理的观念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土地伦理”观念，于1948年由美国自然主义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提出。她认为“土地伦理”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土地伦理成为生态学的新内容，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道德形成共同体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