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政府看得见的这只手需要弱化 逐渐隐形化

　　中国目前在这样一个转型中，前30年的改革我们边破边立，以破为主，把计划体制、非市场的东西统统去掉。今后30年应该是以立为主，主要是创造新的制度，这个挑战比破还大，因为到底新的制度以什么为蓝本?所谓顶层设计，这个分歧会很大：对未来的预期不一样，设计的制度也会很不一样;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不一样，我们整个顶层设计就不一样。

　　立的难处在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目标、执政党的理想、理念，以及不同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这导致在立的方面有很多岔路，其中会有很多机会，也会有很多陷阱。

　　我们希望进入一个法治、民主的轨道，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就是会场的轨道，所有事在会场解决，不是在战场、广场上解决，这个会叫人民代表大会，叫国务院办公会，叫听证会，叫咨询会、论证会，不管叫什么会，总之在会场解决。

　　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要差别在于，我们的政府承担经济发展职能，其它国家的政府大部分做的是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中让民间的企业家和企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角。

　　大政府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应该说从经济的快速成长角度来看，特别是有改革和经济发展双重任务的时候是好的，能迅速集中力量，把基础设施工作做好。但是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它的角色要改，逐步地转到我们叫做纯粹的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逐渐隐形化。

　　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央企的利润要百分之百交给财政，这样的话央企就知道它的角色是公共服务，它的责任是承担全社会的事儿;第二，央企要变成普通企业，所谓普通企业，除了资产纽带关系不一样以外，它在市场面上跟其它企业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政府面向所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而央企在市场上并无特殊性。政府的公共服务要去研究怎么制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怎么去鼓励更多人创新。比如从360周鸿祎讲的微创新，到张近东也在讲颠覆，包括我们讲立体城市，都是企业家在讲，越多的企业家去琢磨这个事儿，而不是琢磨别的事儿，就说明政府工作到位了。现在有时候有点儿错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彼此都过界，政府在想企业做的事，企业在想政府该做的事。

　　现在央企只上缴其利润的15%，剩下的85%变成央企利益集团自我循环了，这都是要处理的问题。假如说央企税后利润，全部纳入公共财政，然后由财政统一分配给教育、医疗等等，那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能从国企得到分红。目前国企垄断了大部分赚钱的资源，占用70%的信贷资源，而民企创造80%的就业、60%的GDP、50%的税收、65%的公益捐款，才占了30%的信贷资源。

　　新加坡整个国家的发展政策、方向很清楚，就是“社会主义目标、资本主义手段”。

　　社会主义核心是在财富和未来的发展当中实现公平，而这个公平是照顾到多数人的，社会主义不牵扯到效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没有养老，没有退休保险，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没有最低工资，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完全拼命工作，所以新加坡每个人觉得都要劳动，只有劳动创造财富、创造产品为他人而服务，在劳动的过程中你才能享受公平结果。

　　不用担心老无所依。新加坡每个人都有个公积金账户，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有现金，第二有股票，当新加坡电信上市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分到点儿股票;第三，还有其它一些投资收益。

　　在中国，现在政府承担了太多经济发展的职能，一方面伤害到了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公平这件事情就忽视了。结果忽略了财富的生产过程是不是机会均等，生产的财产是不是很好地公平分配，政府总是在生产过程中希望公平却抑制了市场经济。我认为，新加坡模式是可以去探索和实践的。

　　一个政党不保持先进性，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失去了执政的民意基础，最终一定垮台。这就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反复讲的“腐败要亡党亡国”。

　　最近我看“十八大”之后的一些举措，很有针对性，也很及时。改革开放后30年重建，最主要的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和建设，最后完成国家公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价值观的重建，这些做完还要30年、50年，加起来100年，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