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令面临难产尴尬 什么逼我们在都市买高价房

    资源的非正常聚集导致“无法逃离”？

    与土地财政、房产暴利、地产是少数人的游戏等说法存在争议不同，大量人口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聚集，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统计局称，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有预测称，201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2300万，2020年将突破2500万。在上海、深圳等地，也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压力。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房价虚高的背后是资源的非常聚集，这种聚集并不单纯是由市场规律造成的，这种聚集是否带来了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都值得怀疑……

    袁崇法从大量白领“无法逃离”的困境开始分析：只能在北京找到工作机会，说明经济等资源聚集在北京；在北京能上好学校，说明教育资源聚集在北京；在上海能看到好医生，说明那里聚集了医疗资源。在大城市的超市能买到好东西，在小城市买不到，一是因为低收入区域供应商不会把同样的东西送过去，二是因为许多产品生产基地靠近大城市……之所以用户口作为限购标准，因为户口是一个制度，一个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医疗、社保全部捆绑在这个制度上。

    而大量资源都聚集在北京、上海等市，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不是完全根据市场机制来配置发展要素的，而是和行政权力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土地，大的城市就有权力可以搞大的工业园区；项目指标每年分配到省，省会最先，一级级往下；资金也是一样，比如市里有分行，县里就有支行。中国地方权力的大小和城市的大小有很大关系，权力越大，积聚的资源越多，土地、项目、资金的安排都是跟着权力在走。”

    而且，这种聚集最后并不一定有经济上的好处。人口聚集后服务成本肯定会下降，但资源性的东西，比如水、电、燃料，成本却可能增加，因为运输半径加长了。比如水，南水北调之外，北京现在要向缺水的山西、河北去借水，借水成本就很复杂……没有人搞清楚，北京用的资源，真实成本是多少。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人民帮着做的。“最好的方式是让成本透明化，500万人的时候，水的成本是多少，一千万人的时候，水的成本是多少，算清楚。”

    而一旦算清楚就会带来新的问题。“成本算出来后，大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不应该再靠行政权力去聚集资源了，即使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谁会愿意放弃自己手里的权力？”

    袁崇法觉得“现在的改变都是小打小闹，也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以行政权限配置发展资源，时间很长，进入了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高房价等一系列问题，不是管理水平的问题，而是战略设计上出了大毛病。表面现象当然得重视，因为得救急，但是战略上的问题也一定要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再高明的领导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治国的能臣、清官，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做战略调整的话，问题还会出现，越来越多，最终无法解决。得在治本上做一些事情。比如资金、指标不应该再按行政级别配置，而是按效益去配置，虽然难度很大，但必须解决。北京其实做好政治中心就足够了，其它资源可以分散到别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