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蔡昉：民工荒标志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姜 媛

　　“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标志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刘易斯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将发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过去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要上升，而过去稀缺的资本要素将变得相对充裕。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兼任浙江大学“卡特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ＣＦＰ供图

　　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是民工荒根源

　　从２００９年春节前后２０００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１２００万人在内的７０００万农民工返乡，到７０００万返乡农民工的９５％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３％、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４亿增加到１．５亿，再到农民工出现短缺，似乎从一个时间序列，悄然构成了农民工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表现，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蔡昉指出，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随着中国人口转变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已逐年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于吸纳殆尽，到２０１５年，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７３０万)将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要量(６９６万)。另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因此，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是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刘易斯拐点”迹象明显

　　“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标志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的变化。目前国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尚存争议的时候，蔡昉坚持认为，“刘易斯拐点”不仅已经出现，并且迹象越来越明显，这对中国经济其实是好事。

　　根据经典的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长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现代部门用不变的工资率获得源源不断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加速其资本积累过程。因此，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就业压力，始终充斥着整个发展时期。而当二元经济发展到了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超过农业部门可以转移出的劳动力供给时，就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在蔡昉看来，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连续六七年迅速上涨等现象，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不再可以不涨工资而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但如要问这个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表示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只要应对得当，它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必将得到促进。”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应该是指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完全消失的时候，蔡昉认为，在理论上如何定义“刘易斯拐点”固然不重要，问题是当前这个“转折点”有足够多的政策含义，提醒我们积极应对。例如，如何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如何在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条件下，保持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新激励；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实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对接，缩小收入差距，等等。

　　深圳可探索户籍制度改革

　　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打工，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然而，一只脚在打工的城市，另一只脚在农村老家似乎仍然是多数农民工的常态，这就凸显出中国城市化的不彻底。

　　蔡昉认为，由于农民工并没有改变农民的户口性质，因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迄今为止没有把农民工的需求完全考虑在内，这些领域的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效果也未能释放。

　　长期以来，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抓手。蔡昉表示，户籍制度的改革遇到的难题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尝试进行改革时发现，户籍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登记制度，其核心是户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全面配套的改革，要与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均等化相结合。

　　“深圳一直非常关注制度改革，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许能从以下两点形成突破。”蔡昉指出，首先是户籍制度，深圳可以从以技术先入为主进一步扩展以稳定就业为主，突破到普通的劳动者身上去。此外，深圳可以考虑把户籍制度改革以本地为主的模式，突破到跨省劳动力，把跨省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纳进深圳户籍制度改革模式里。那么未来中国城市化是会有一些非常集中的城市中心、城市群。在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时，及时启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均等化改革，把农民工先覆盖进来。

　　蔡昉认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日益成为稀缺要素的条件下，深圳将更加关注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他认为深圳作为特区，再造辉煌的主要领域就在把农民工包容其中的民生领域。

　　不把经济研究看作致富手段

　　“与有些同行不尽相同的是，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时把经济研究作为职业，休息时把经济问题的思考作为休闲。经济学与所有的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你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这就是人生。”蔡昉说。

　　时下，无处不在的“经济”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作为“影响新中国６０年经济建设的１００位经济学家”之一的蔡昉，却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瞄准了农村和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们。他案头所做的研究，包括“三农”有关的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农产品流通、粮食政策等涉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诸多领域，成为我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者。

　　至今记者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蔡昉办公室的情形，简单的陈设，安静的环境，让人难以忘记的是那一摞摞与农业经济、人口经济、劳动经济相关的书籍。“我的时间太少了。”繁忙的日常工作通常会占用蔡昉很多时间，以至于记者每每与其联系采访时心中都会有所不忍，因为深知他太希望有时间能够扎进他喜爱的课题研究，有时间能实地到农村看看、去企业和工人们聊聊。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观点随着蔡昉的提出，引发了业界持续的热议，蔡昉表示，他会继续对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研究，不仅要提出问题，更要找出出现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探究在转折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一般人也许很难想象，“农民工”会成为一位知名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研究的群体，也正是蔡昉不断提出，尽管农民工进城打工、居住环境已得到改善，但户籍制度仍然阻碍着农民工以同等身份获得城市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不能尽快实现市民化，他们很可能被遗漏在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