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房价疯了。报纸和电视上,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高价地”。土地已经变成最值钱的东西。
房价是在人们犹豫不决的观望中突然爆发的。2009年年初,上一轮房地产的低迷期还没走出,那些钱包瘪瘪的人还梦想着房价再降一点,没曾想进入3月,它突然发力,且一发不可收拾。《参考消息》援引外电: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
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酝酿住房变革
1978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他们只晓得自己的房子太挤、太小,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他们只晓得自己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同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当时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个叫王石的27岁“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15岁的农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肃天水一个山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几百亿的迹象。同年,29岁的冯仑成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这里学习。此时离他们分别对中国房地产发展产生影响还早得很。
拉开开发序幕
1980
中国首家房地产公司从《列宁选集》中找到了开发土地建房的理论依据:“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领导对此批示:“《共产党宣言》中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进入1980年才8天,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当时的深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总经理。公司只有5个人,资产是4部旧单车,一间平房和几张桌子,4万元港币的开办费是从香港商人那里借来的。此前,因为缺少资金,46岁的骆锦星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偶然听一个香港朋友说,你这个局长是在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分成?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在当时出让土地是要犯国法的,但这个提议挺让人心动。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骆锦星,与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帮人经过冥思苦想,突然记起了“马恩列斯”,希望从“祖师爷”那里找到理论根据。翻了几天后,他们在《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这一节中,查到列宁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后者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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