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城镇化转型的金融视角 客观中国看待城镇化

　　相比于成功之处，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这也是中国经验的两面性。最让人关注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劳动力城镇化和家庭城镇化的不一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流动，举家外出的人口流动较少，这里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中国非农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极大扩张，但是由于缺少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活动，流动的劳动力无法形成正常的城市消费，多余的生产能力则不得不依赖于出口。其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不一致。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常住城镇人口规模为6.9亿），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户籍城镇人口为4.6亿），两者差值达16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的养老、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均在一定程度上与户籍挂钩，这种差距本身即意味着非户籍人口，主要是迁移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其三是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大于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这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从国际经验观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的配比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处于郊区化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城市人口通常不会再有明显增长，但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却以更快的速度扩张。其四，中国产业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的速度不一致。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1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5%，产值与就业的匹配度仅为0.3（匹配度=产值比重/就业比重），无论是与美国、德国相比，还是与日本、韩国相比，都处于偏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第二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可以从城镇化的故事中找到答案，那么中国经济中多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城镇化的故事中找到答案。这就是中国城镇化历史经验的两面性。

　　消费率下降正常吗？

　　在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中，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共识。然而，至于背后的根源却存在诸多分歧，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消费率下降且低于常态水平的根源在于两个层面：其一是正常因素；其二是非正常因素。

　　正常因素：劳动生产率扩张速度大于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处于从农业向工业转换的阶段时，劳动力生产率的扩张速度通常会大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会大于消费增长的速度。作为一个自然的结果，表现为生产和消费结构上，我们会发现生产能力的扩张远大于消费能力的扩张，表现在消费率指标上，就是作为分母的GDP增长很快，但是作为分子的消费增长相对较慢，总体上，两者的叠加使得消费率处于下降阶段，但是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之所以说它是正常状态，是源于经济学的三条基本规律。

　　第一条基本规律是刘易斯拐点规律。它是指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由于农村地区沉淀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村劳动力仅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平均工资，此时工业部门仅需付出略高于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不需上涨便能够吸引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率开始提高，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紧张，其工资水平将出现上涨。刘易斯拐点即是剩余劳动力从无限到有限，剩余劳动力工资从不变到增长的拐点。按照这个简单规律，一个国家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升，但是工资收入却难以同步提升。

　　第二条基本规律是人口红利拐点规律。它是指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相对于死亡率下降的时滞，一国人口增长率从将先上升后下降，这会导致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结构中生产性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消费性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低，用消费性人口除以生产性人口表示的总人口抚养率较低，因此生产能力总体上大于消费能力。这一阶段称为人口红利阶段。伴随着劳动力人口逐渐步入老龄化，低人口增长率带来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总人口抚养比将上升，经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消费性人口也开始大于生产性人口，这种比例关系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生产和消费能力的转变。因此，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阶段时，消费能力通常赶不上生产能力。

　　第三条基本规律是库兹涅茨曲线。它是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通常，能否成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从投资转向消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图表 1 人口红利拐点后日本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占比下降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UN、作者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