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蔡昉：民工荒标志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蔡昉指出，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随着中国人口转变早已进入低生育阶段，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已逐年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于吸纳殆尽，到２０１５年，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７３０万)将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要量(６９６万)。另一方面，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因此，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即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是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刘易斯拐点”迹象明显

　　“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标志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的变化。目前国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尚存争议的时候，蔡昉坚持认为，“刘易斯拐点”不仅已经出现，并且迹象越来越明显，这对中国经济其实是好事。

　　根据经典的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要经历长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即现代部门用不变的工资率获得源源不断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加速其资本积累过程。因此，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就业压力，始终充斥着整个发展时期。而当二元经济发展到了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超过农业部门可以转移出的劳动力供给时，就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在蔡昉看来，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连续六七年迅速上涨等现象，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不再可以不涨工资而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但如要问这个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表示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只要应对得当，它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必将得到促进。”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应该是指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完全消失的时候，蔡昉认为，在理论上如何定义“刘易斯拐点”固然不重要，问题是当前这个“转折点”有足够多的政策含义，提醒我们积极应对。例如，如何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如何在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条件下，保持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新激励；如何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实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对接，缩小收入差距，等等。